内战刚爆发时,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43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所以内战刚开打,蒋介石说:“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提出三到八个月消灭共产党。从双方实力对比看,这句话不是夸张,按一般的军事公式计算也就需要三四个月。人民解放军的实力不如国民党,但是为什么最后人民解放军能够战胜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周恩来说,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解放战争。一不发钱,二不发枪,三不发人,靠天天往战场发电报,把敌人打败了。老百姓说,当年毛泽东在西柏坡住的地方好,这个山头叫老鼠岭,猫逮耗子,一逮一个准,所以毛泽东必胜。其实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是人心向背。
一、从战略上看
毛泽东本来不是军人。他自己说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而蒋介石是一名军人,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在大陆期间,他任职最久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很多人往往用“委员长”这个称呼来代表他。但从其一生来看,他长于政治权术,而军事指挥能力却未见高明。细看国民党各派的内战中,蒋介石虽然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十九路军、陈济棠等,但主要依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而没有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能力。
蒋介石这个人注重细节,注重小事,大事上反而看不到了。1948年国民党召开国大选总统,本来蒋介石想让孙科(孙中山的儿子)当选,结果李宗仁选上来了。李宗仁向蒋介石请教在就职典礼上的服装问题,蒋介石说应该穿西装,李宗仁感到很怀疑,因为在国民政府举行活动的正式场合,一般穿长袍马褂,虽然怀疑,但李宗仁还是紧急做了一身西装,就在西装做好之后,蒋介石突然告诉李宗仁说:“西装不合适,在战乱时期,最好还是穿军常服。
5月20日,就职典礼开始。蒋介石来到主席台,李宗仁发现自已上了当,原来蒋介石不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李宗仁穿着军常服,就好像是蒋介石的马侍一样,哪里还像个副总统的样子呢!李宗仁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心头一怔,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因为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态度却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而知了。观礼人员,谁不清楚蒋介石的作风,大家既然明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必蒋先生本人在历史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
而毛泽东不拘小节,更加注重大的方面,是真正的战略家。毛泽东很喜欢读德国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本书讲打败敌人有三项指标一是占领敌人的地区;二是消灭敌人的力量;三是击垮敌人的意志。在这三个指标里边,最主要的目标是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一点毛泽东把握得非常准确。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打仗过程中,从来不以占领地区和城市为主要目标,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在一开始就分析了国民党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板,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打运动战和歼灭战。人民军队在作战战略上是“以一当十”,而在战术上却是“以十当一”。这是党领导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之一。对于我们的战略,毛主席在1964年接见外宾的时候谈得非常形象,当时外宾请教毛主席打胜仗的诀窍是什么,毛主席告诉他: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的,简单说两句话,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割他一个,割一个他少一根,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外,把官兵、枪支、弹药都拿过来,这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
蒋介石虽然也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但他却是以占领地区和城市为主要目标。蒋介石当时制定的战略是要先占领交通线,而要占领交通线就要占领城市,所以第一步就是占领都市和交通点,然后再根据这些点控制全国的交通线,将共产党分割包围在狭窄的区域内,聚而歼之。这是一种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将共产党分割包围在一个个小的区域里,然后一个一个吃掉的战略。在以上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表面上国民党军队占了大便宜。殊不知,由于其作战目标是在广阔的进攻面下以占领点、线为主,从而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也越少,既给对手造成打击目标,也使自已疲于应付。国民党军队的这一致命弱点很快就被中共发现了,毛泽东分析认为:“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蒋介石战略思想的第一个基点就是认为共产党会负隅抵抗,结果我们根本就没有固守,四个多月我们所控制的一百多个城市全丢了,后来延安也弃守了。这一战略不仅成功破解了国民党的进攻,而且这些被占领的城市还成了套在国民党脖子上的一条枷锁,它越前进勒得越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占领了一个城市就要派人驻守。比如占沈阳、长春得留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一个师,占一个县还要留一个连,所以它的兵力虽多,但是大量地放在这些城市上,也就意味着一线打仗的兵力减少了。
国民党起初搞的是全面进攻,后来又调整为重点进攻--进攻陕北和山东。毛主席就跟胡乔木讲:蒋介石两个拳头(指陕北和山东)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1947年6月,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余万人强渡黄河、淮河等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了打到外线的作战目标,蒋介石想要阻断刘邓大军的想法破灭了。因此,蒋介石虽然使出了全身本领,但是他的主要作战方向在东北、华北、苏北、西北间徘徊不定,最终全面进攻不全面,重点进攻无重点。而我们党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打歼灭战和运动战,按照粟裕的话讲就是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儿打,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什么敌人好消灭我们就打什么敌人。蒋介石到台湾后,开了一次军事总结会,总结为什么在大陆失败,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总结了两点原因,一是犯了战略性错误,二是军队内部的腐败。
二、从战术上看
虽然我们在军事战略上大大地超过了国民党,但是战略的有效运用还需要战术的合理配合。战术有很多,比如战场指挥、战区协同、军队素质和情报策反工作等等。
(一)战场指导
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这个毛病谁都清楚。在1944年5月,蒋介石给第一战区作战的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等人发的一个作战指
示上,仅电报抬头上面就写着蒋长官转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等等,从总司令、副总司令、军长、副军长、师长、副师长发给了20多人,这到底是让谁拿主意,让谁指挥呢?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分层级的指挥,严重地限制了一线指挥员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有时候,蒋介石甚至直接越过高级将领,电话遥控直接指挥前线怎么打仗指挥完以后还要骂这些高级将领无用,居然对战场的信息都不知道,还要打电话来问他。有一天蒋介石在日记里说今天手很酸,因为电话指挥前线作战,四五个小时没放下来。最后战役失败了,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则一味地指责别人,从来不反省自己的责任。
时任南京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李宗仁又说:“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
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而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委的作战电文突出了两大特点:第抬头简洁明了,基本上是一个人名再加个冒号;第二,内容上看多是请考虑、建议或意见,毛泽东常常用商量的口气和战区的司令员、政委们商讨战策。“以上意见妥否望复”“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的具体意见”“你们另有何种更有效之方法,盼告”等,让一线指挥员参考,给他们意见,让他们灵活去掌握,放手去打。我们看一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给各解放区的电报,就可以知道统帅部对前线指挥的尊重,并赋予其临机处置的权力。1947年以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密切关注山东战局的发展,连续致电陈毅、粟裕,从战略思想上给予提示,但怎么打,则不干预。5月12日电文说:“敌五军、十一师、七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竟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194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提出将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统一指挥,电文说:“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
又如1948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电报:“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峄(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处理。”
对于挺进大别山,远离统帅部的刘邓,党中央更是给予了十分的尊重。1947年8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授权他们:“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11日又电:“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淮海战役期间,1948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粟裕,指示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这就给了前线指挥员极大的信任与主动权。
(二)战场协同
1947年5月15日国民党军整编74师在孟良崮被围,人民解放军
各纵队团结合作,于5月16日全歼敌人,在军事战线上给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以沉重打击。张灵甫率领的整编74师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王牌,全面内战爆发后,调出南京,作为进攻华东解放区的主力,在攻占淮阴、涟水、沭阳、临沂时都充当主攻的角色,他们素来骄横,自称“有七十四师,就有国民党”,甚至有人吹嘘:“有十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中国。”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各路大军本来是平行推进,结果由于各部队进展快慢稍有不同,形成了一个弧线,74师就在弧线的顶端。当74师被包围的时候,距左翼的整编25师(师长黄百韬)仅4公里,距右翼的整编83师(师长李天霞)也只有6公里。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见死不救,致使张灵甫灭亡。张灵甫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称:“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耳。”
而我们是怎么打的呢?我们打歼灭战更需要各部队的配合。在大别山期间,刘邓大军面临无后方作战的重重困难,但是仍然坚持与几倍于己的敌人周旋,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敌人,减轻其他解放区战场的压力,邓小平当时就对陈锡联说:“我们多背一些敌人,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拖住敌人几十个旅,就能使陕北、山东的兄弟部队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
为了让东北解放军更好地发动辽沈战役,中央军委曾命令华北的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发动绥察战役,迫使傅作义集团不得不以十几个师的兵力忙于应付,而仅能用五个师去增援锦州,且被我军有力地阻止于塔山,这样,便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即将取得完胜之时,为了使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完成对平、津、唐、张之敌进行分割包围的部署,阻止国民党军队从海上南逃的图谋,中央军委命令淮海战场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围歼,并作出“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的战略部署。淮海、平津两大战场,虽遥距数千里,但其相互间的协调配合,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看遍解放战争的战史,虽然各部队之间也有自己的考虑,按我们今天的话讲有点部门利益,但是却没有见死不救的事情发生,跟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军队素质
战略一旦确定,执行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战斗部队。高素质不仅包括过硬的军事素质,还包括过硬的政治素质。人民解放军首先是通过练兵提升了人民军队的军事素质。为了提高人民军队的军事素质,各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练兵运动。练兵项目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其次,各战区以抗大分校为基础,建立军政大学或军政干部学校,以及各类军事干部学校,培训了大批军事骨干,也成为人民军队提升军事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通过三查三整提升人民军队的政治素质。现代管理学主张信仰决定战略执行力。在军事上也是如此。战争既是军事的较量也是政治的较量。交战双方谁能够很好地把政治运用于军事,特别是能够通过政治手段鼓舞人民的信心、激发军队的士气,团结凝聚一切力量服务于战争,谁就有可能扬政治之长、避军事之短,也就多一份胜算。所以,政治工作是军队建设和发展的灵魂。
当时许多国民党的将士都很疑惑,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早在1947年3月12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写道:国民党政府军“没有士气,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而战”;在7月17日的报告里又说:“日甚一日的不祥之兆,正瓦解军心。”蒋介石也不得不正视现实,在1948年8月的军事检讨会议上承认国民党军队“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后来蒋介石在总结国民党兵败大陆的教训时,又进一步指出“政治训练的缺乏”是其一,士兵“不知为何而战”则是根本原因。
然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何尝没有面对过类似的问题呢?在解放战争爆发初期,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少干部战士不清楚为什么要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为什么要打蒋介石。有的提出:“以前我们唱歌子‘打走日本好回家’,现在怎么还不让回家?”有的干部战士存有和平幻想,不清楚对蒋介石的政策为什么由以前的“洗脸”转向“砍头”。特别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大批国民党俘虏兵补充到解放军中来,他们更是认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显然,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为什么参加解放军的问题,在不少官兵的思想中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从根本上讲,这是阶级觉悟不高的表现。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对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意志不能不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各解放区开展整党工作的同时,从1947年冬至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也从阶级教育入手,运用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等方法,在全军普遍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这一运动,解放军战士已经由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高度,知道了自己为谁、为什么而战。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斗志,所以说我们的士兵在解放战争中的那种精神气质、士气,令国民党官兵不可理解。
教育还改造了大约80万从国民党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士兵,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做了准备。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俘虏国军410万,70%成了解放战士。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一个奇迹。以战养战,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明的,孙子兵法上就有。国民党也想用,但是用不起。国民党第74师,曾收编过共产党3000俘虏,蒋介石当面警告张灵甫:匪军俘虏绝对不能收编。张灵甫觉得:怎么不能用啊,俘虏中有许多是我军过去被俘过去的,而且也不是拿来补充战斗兵,只是作杂役兵,想必没有关系。这是1946年7月的事。一年后,在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即发生了“杂役兵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这个事情令蒋介石痛心疾首,严令国军不可收编俘虏。国民党做不成的事,为什么共产党就做成了?共军被国民党俘虏1年,仍能人在曹营心在汉。国军被共军俘虏1夜,第二天就能成作战英雄。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工作方法。刚开始,我们做俘虏兵的思想工作多是从正面讲,讲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卖国独裁,怎样发动内战这些大道理。结果道理很对,但效果不好。国军一直接受的教育是什么?与共产党作战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为世界人类的公理正义而战”。这是蒋介石教育出来的。好,都是大道理,凭什么信你,而不信我的?这样讲肯定不行。后来大家就发现,这些俘虏兵都是贫苦人出身,普遍痛恨地主恶霸。这样,我们就改变了工作方法,开始倒过来讲,先从士兵亲身受过的剥削压迫讲起,让大家诉苦,然后再找苦源、挖苦根,让大家认识到蒋介石是地主老财的总代表,要彻底翻身过好日子,就得跟着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这就行了,把远大理想和他的切身利益连起来了。这一倒过来讲,国民党兵的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就有了,就成解放战士了。新式整军运动使得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支有坚定信仰的部队,并最终使共产党的精神力量压倒了国民党的物质力量。周恩来指出:“解放战士在世界军事史上是罕见的。改造敌人的兵来打敌人,这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做到。这说明我们的政治工作做得好,俘虏政策正确,使解放战士懂得打仗的意义,不是为任何个人而是为整个劳动人民而战,从而调转枪口自觉地向真正的敌人拼命。这是我们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特点”。
所以,1948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部队有关诉苦三查运动的汇报时,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朱德也在同年8月指出:“在军事上争取俘虏的成功(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这是一个大胜利。”一位美国学者则把整军运动称之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过的政治手段”。他认为,“这样的集体诉苦比指挥员或是政委的任何说教都更有感染力,这样的教育是绝对不可以低估的,更是任何人也模仿不到的,倘若蒋介石也让他的士兵起来诉苦,士兵恐怕定会起来反抗他们的长官”。
新式整军运动是解放战争爆发以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军运动,对提高人民解放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战斗力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在这次运动中,产生了一首名为《我为人民扛起枪》的军歌,通过对“我为谁人来打仗”“我为谁人扛起枪”的回答,反映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高度的政治觉悟。歌中唱到:“为了爹,为了娘,为了自己来打仗;为了你,为了他,我为人民扛起枪。我为人民求解放。”这表明,解放军战士已经由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高度,都知道自己为谁为什么而战。可以说,新式整军运动使得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支有坚定信仰的部队。而坚定的政治信仰又为西柏坡时期人民军队纪律的贯彻执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军队。一个政治集团,不是为信仰而来,而是为利益而来的时候就非常可怕。当利益大于代价的时候,呼啸而至;当某一天代价大于利益的时候,需要你为此担当的时候,就会作鸟兽散。换言之,倘若一个政治集团,没有政治信仰,只靠利益来吸引的话,这个政治集团将会一触即溃。国民党及其军队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集团。
(四)隐蔽战线的情报策反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隐蔽战线工作做得非常漂亮。毛主席后来有过一个判断,他认为隐蔽战线的工作对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隐蔽战线搞得特别好,在国民党的党政高层系统中都有我们的人。比如沈安娜,她的工作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速记员,从1938到1949年历届国民党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和军政会议上,沈安娜都是负责速记,并从未暴露,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郭汝瑰当时是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的厅长,一般国民党最高作战计划都是由他来完成,他完成的作战计划一份送给蒋介石,一份就送给了毛泽东。国民党一些将领也察觉到这个问题,杜聿明指着郭汝瑰的鼻子骂,说你这个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净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送。
有一次杜聿明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说郭汝瑰一定是共匪的特务,蒋介石很惊讶,说有何根据?他说这个郭小鬼一不贪财二不好色,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我已经够清廉了,他比我还清廉。但是蒋介石仍然对郭汝瑰深信不疑,可郭汝瑰却害怕了,为了自保就检举他下面作战处的处长刘斐是共谍,意思是说作战计划是他泄露出去的。令他没想到的是,解放后却和刘斐在政协会上重逢,这时才知道刘斐也是共产党的间谍。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策反了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1400多人。比如1947年莱芜战役,整46师师长韩练成在解放军敌工干部策动下,临阵放弃指挥脱离部队,结果致使敌方指挥混乱,三天被我们消灭了五万六千人。消息一传到济南,国民党第二绥靖区的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非常气愤,他说:五万多人,不知不觉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更为精彩的是,韩练成临阵放弃指挥后并没有回到解放区,而是来到了南京,称自己是只身脱逃,成功脱险,蒋介石不但相信了,还给了一个国民党第八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要职,继续为我们党工作,到1949年的时于候才回来,1955年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当然,我们绝不能过分夸大情报策反工作的作用。懂得战争史的人都明白,决定两军胜负的是实力,情报只能起辅助作用。若政治、军事、经济实力都不济,纵然了解到对手的详细情况,想取胜同样无计可施。中国共产党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土地改革后那些戴着大红花参军的数百万翻身农民,是上千万民工所推的独轮车和肩上的扁担。隐蔽战线获得的情报起到的只是加速剂的作用。
正是依靠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我们由弱变强,由小到大,终于打败拥有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实现了战争局势的惊天逆转,最后赢得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