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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时期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汇聚民心民力

在总结历史成败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这么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靠什么贏得人心呢?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告诉我们,靠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的制订与实施。正如1947年担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所说:“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

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群众工作将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汇聚起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民心和民力。

一、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和认同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战争的实质就是农民的战争。可以说谁能得到农民支持,谁就有力量,谁就能胜利,谁就能得天下。对于农民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曾作过精辟的阐述。他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的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很长时间我们存在这样一种误解,因为中国共产党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作为自己革命(执政)的阶级基础,便以为工人和农民是天生的革命派。其实根据胡绳晚年的分析,即使是工人和农民,也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他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因此,实际上也存在争取的需要。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针对农民阶级的实际的特点,来制定政策和策略。

为了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施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到1949年上半年,东北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华北、西北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的老区、半老区,除一些零星地区外,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内,约有1.6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大约有1亿农民分得375亿亩土地。”

如果说分地是广大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的话,那么,废除苛捐杂税则是包括富裕农民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迫切愿望。旧中国农民贫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苛捐杂税太多。旧中国的田赋分正赋和附加税两部分,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源泉,所以不仅重,而且越来越重。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够用,就在正赋之外随意地增加附加税,而且附加税名目繁多,重复征收,甚至预先征收。寅吃卯粮,将几年后的税都征了。再加上临时征收的、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军费及物资,使广大农民苦不堪言,甚至没法生活下去。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根据地,全面地废除了苛捐杂税,只征正税。

在解决土地问题、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努力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并成立农会等各种组织,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政治上也翻了身。翻身后的广大农民为了保卫他们的胜利果实,积极地参军、参战,从而使人民政权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人民军队有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支前的民工,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真正成了古今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广泛的人民战争。

由于国民党丢掉了农民,也就丢掉了中国最大多数的群众,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基础。军队中的农民子弟,也心无斗志,成为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重要原因。冯玉祥在1947年5月26日就曾尖锐地指出:“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主人,(抗战)胜利以后,又随便征粮,随便征兵,粮征走了,人民吃什么?儿子抓走了,他这一家怎么过呢?人民都死光了,政府还有什么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违背了民意,就是违背了天意,违背了天意,还有能不失败的吗?”

中国共产党依靠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和重视,依靠土地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成功实践,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和认同,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讲的:“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二、得到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和认同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行独裁专制,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人民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了1947年,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在传单中讲,印钞机无休止的周转下,我们学生及大多数的人民从人的生活水准降低到了畜生的生活水准,现在这个畜生的生活水准也无法维持,面临的是严重的饥饿失学危机,是使难民的行列增加新的伙伴,是使饿死的骷髅增加新的骨骼。那教授的生活总会好些吧?也好不到哪里去。1947年9月2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主持召开了一次教授会,来了一百多位教授,大家谈的、想的不是搞学问,都是研究怎么解决吃饭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1947年写了一篇文章,非常的精辟,他讲:“饥饿和内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当一个人在饥饿中他一定会想到他为什么饿,只要他这么一想他立刻就会想出反内战之口号。”

在这种情形下,广大人民群众除了团结起来,为争生存而斗争外,别无出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限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将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党在坚持农村武装斗争为主、城市工作为辅的方针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国统区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为了加强国统区的工作,根据当时的有利形势,调派大批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建立党的工作基础,特别是深入到学生和市民群众中,建立党的工作基础,特别是深入到学生和市民群众中,领导和推动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中,通过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等斗争形式来揭露和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时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策略。一方面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和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易为群众接受的口号和主张,以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加,并逐步将运动引向深入。比如党提出了“为生存而斗争”的策略方针,在组织学生市民斗争时,要尽量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只有这样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

另一方面党中央还提出了领导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斗争,要灵活地将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要尽量使非法斗争以合法面目出现,要提出适合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以发动群众,以合法斗争掩护非法斗争。在斗争中,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斗争要有理由,要适合群众要求,要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利就是通过斗争,解决群众提出的部分问题,或使群众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利益,而且能在组织上巩固扩大和提高群众觉悟;有节就是斗争取得一定胜利后,要灵活机动,适可而止,不僵持,以争取时间,休整组织、总结经验,以准备新的更大更残酷的斗争。

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能够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人们,争取了一切应该争取的同盟者,形成了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反帝反蒋爱国运动,最大限度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国统区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参加人员涉及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等社会各个阶层,逐步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对于打击和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推动中国革命迅速走向新的高潮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

三、取得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和认同

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动摇的,和国民党反动派相比他是中间势力,但是这个中间势力影响很大,他倒向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利,他倒向共产党就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团结他们,把他们争取过来。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更加准确地把资本主义区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人数虽然很少,也没有武装,但他们在社会上政治影响较大,这些人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没有出路;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他们可以反对美蒋,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此中国共产党便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和动摇的阶级,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其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是指坚定地把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首先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领导,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力求用我党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革命精神去影响他们,并帮助、教育他们逐步接受新民主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次是通过利益驱动去争取他们,让他们感觉到跟我们走有好处。那么给资产阶级的好处是什么呢?民族资产阶级希望革命后能够获得发展,早在延安时期,党的政策就明确提出了在革命之后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发展便利。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专门约见了重庆的民族资本家,明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之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出要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后又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交流、内外兼顾”的16字方针。再次是用政治协商的方式正确处理和他们的关系,双方诚恳地、坦白地就一系列政治问题进行磋商平等地经常地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互通信息,力求协同。同时又尊重他们的利益,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照顾他们的习惯,必要时对其作适当的让步,以此吸引和联合各民主党派,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

所谓斗争是指在政治上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帮助。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一方面和中国共产党一起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原有的思想基础的局限,有些人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站在第三者立场上,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也不赞成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崇尚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幻想在中国通过第三条道路实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所决定的政治倾向。对此中国共产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批评和教育的方法来对待同盟者。一方面通过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实践,使他们逐步提高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其错误决不无原则迁就,而是采取善意的批评。在党中央领导和影响下,1946-1947年在全国许多城市进行了对中间路线的讨论和批判。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和蒋介石对民主党派的公开迫害,严酷的事实教育了民主党派,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逐步放弃了第三者立场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参加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正是在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感召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很多代表人物与国民党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倾向我们党。虽然当时蒋介石也曾经胁迫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把厂子的资金卷走,但是绝大部分的民族资本家把厂房和资金都留在了内地。在北平解放以前,当时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知名知识分子都在北平地区,蒋介石通过胡适派了一架飞机来接这些知识分子到南京去,然后跟他去台湾,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搭他的飞机去,80%的顶尖知识分子留了下来。对于国共两党的态度,季羡林的回忆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正因为这样,绝大多数人选择留下来,和共产党站到一起来。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9人,滞留国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73%)都选择留在大陆。这很生动地反映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精英对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认同。

当时中国人口的80%是农民,农民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认同了共产党,可以说整个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社会精英资产阶级有许多发言权、有很大政治影响力,他们也认同、支持共产党。所以从当时中国社会的人心向背来讲,是背弃国民党、认同和支持共产党的,这就是人心向背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命运和前途。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在起义通电中说:“我们在实行所谓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