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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西柏坡感思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

编者按

西柏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正是在这里,孕育成熟了诸多独特的经验和智慧;正是在这里,取得了诸多决定性的胜利;正是在这里,发出了响彻历史的“两个务必”。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更多正能量。2013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来到西柏坡,在同县乡村干部和当地群众座谈时语重心长地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

当前,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国扎实深入地开展,我省作家李春雷潜心创作了报告文学《赶考》。作品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西柏坡工作、生活的特殊历史片段,给我们描述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更向我们形象地阐述了一个永恒的历史真理:“人民,是永远的江山!群众,是永恒的考官!”

今天,本报选登这篇报告文学,以期大力弘扬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迎接新的“赶考”。

应该说,国共谈判破裂之后的1947年,是中共历史上极端危机的时期。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进攻。

1947年3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25万兵力,在100多架轰炸机的配合下,全力进攻中共的核心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其气焰之汹汹,大有巨石击卵、饿虎扑食之势。而中共在延安周围的部队,不足3万人。黑云压城,岌岌可危,千钧一发。

3月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播。中央军委紧急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命令》,要求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地区阻敌十天至两个星期。但面对20倍于我的强敌,阻击部队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星期。

3月18日,中共中央被迫撤离经营了十多年的红色首府——延安。

其后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率领着这个被西方媒体称之为“一个800多人的国家”的中共首脑机关的男女老幼,在配备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追杀下,辗转在陕北的枣林沟、小河村、王家湾、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一线,昼伏夜出,餐风宿露。

3月底,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在彭德怀部队的掩护下,留守陕北,但改名换姓,各取代号为李德胜、胡必成和史林等;而刘少奇、朱德等人,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向华北方面转移,担负中央委托之任务。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山西省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但是,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形势便发生了神奇变化,云开日出,天翻地覆。

从1947年3月离开延安,到1949年3月移师北平,胜利到来之快,大大出乎世界之预料。

盛衰之理,胜败之道,个中玄机,其谁得知?

见证这一奇迹的,就是太行山中一个小小的村庄——西柏坡!

历史的选择

其实,历史的脚步选择在西柏坡驻留,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也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

在此之前,随着形势变化,中共总部机关曾设想从延安迁出后,向大城市和大平原靠近。但迁到哪里呢?先是凝眸淮阴,后来聚焦承德和哈尔滨,随着战局危急,又倾向于晋西北、晋冀鲁豫或晋察冀。

匆匆忙忙的枣林沟会议,对中央工委的落脚之处并没有明确,只是约略而言“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但到达晋察冀之后,按照中央“停留一段时间,了解和解决该地区军事行动问题”的指示,确定暂时留驻。在此期间,聂荣臻曾盛情挽留。

时任中央工委秘书长的安子文后来追述:“这时晋察冀领导同志提出,他们地区存在许多问题……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会后向中央作了请示,毛主席回电批准留晋察冀。”

西柏坡村始建于唐代,原称柏卜村,古时因村北的坡岭上松柏苍翠且与东柏坡村相对居西,故取名西柏卜。民国年间,改为现名。

选择这里,自有它的道理。

平山县是红色老区,群众基础好,是著名“拥军模范”戎冠秀的故乡,也是风靡各大解放区的歌剧“白毛女”原型人物的故乡,更是保卫中央总部的“平山团”的故乡。

更重要的原因是地形和地势。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太行余脉由西南而东北,峰峦起伏,山岗连绵,地势险要。而西柏坡的东西面各有一道高隆的山脊,像伸出的双臂,形成一个马蹄形腹地,将小村紧紧地拥抱在怀中。

军事专家分析说,背靠大山,面临平原,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若战局顺利,可东出华北大平原,占领石家庄,控制京广铁路,进而向南北延伸,直达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测,则可撤回层层叠叠的八百里太行,如虎入深山,龙归大海。

当时的西柏坡村,是什么样子呢?

只有85户,325口人,散散碎碎地居住在滹沱河北岸的山坡上。村民大多是贫农和中农,只有一户段姓地主,有文化,很开明,与村民相处融洽。

小村的东部,是一座小山岭,岭前岭后散落着几户人家。

若征用这一片地方,岭下开挖防空洞,四周办公住宿,不啻是一个既隐秘又安全的机关场所。

于是,通过村长与村民商谈,老百姓十分配合,爽快地答应了。

刘少奇率领的中央工委,是1947年5月进驻的,对外号称“工校”。

耕者有其田

当年,各解放区广泛传唱着这样一首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其实,农民们并不在乎头顶上的“天”,他们最在乎的是“地”——脚底下实实在在的黑土地、黄土地或红土地。

土地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农民最关注的焦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提出过类似“均土地”的诉求。即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把“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作为其“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

应该看到,给农民以必要的土地,并不是近代中国某个人或某个党派的个别主张,而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只不过,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将此愿望贯彻于实践的最坚决的政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把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作为革命的主要内容,制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战争需要,将平分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政策。随着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宣布坚决支持和保护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开始了。

但是,“五四指示”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较为普遍的问题:少数干部借机多分土地,贪污公粮公款……

分管这项工作的刘少奇,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右倾”现象和党风问题。

1947年7月17日,一个火热的日子。

在西柏坡村恶石沟西侧的打麦场上,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特殊会议召开了。

关于这条著名的恶石沟,很多史料记载其位于西柏坡村外。其实,这条沟就在小村中间,呈南北走向,直通滹沱河,平时干涸,只在暴雨时节才咆哮几天。

沟的西侧是一片椭圆形麦场,空荡荡的,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那天一大早,麦场上的石块和粪便被清扫干净。工作人员在麦场北侧放置一张褪色的条桌和几条长凳,这就是主席台了。

面对主席台,排放着一个个高高低低的小凳子,这就是代表们的座位。这些凳子都是借用村民的,开会时带来,散会时各自带回住所。

场地的四周有几棵半大的槐树和大叶杨,根本挡不住三伏天的炽热。为了遮阳,会场上方临时扯起了一个布棚。布棚下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名代表,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罗瑞卿……

为了这次会议,不少人早早就出发了,装扮成商人或教书先生。为了躲避国民党封锁,东北局代表甚至还绕道朝鲜,从山东登陆。

刘少奇站在主席台上,瘦瘦的胳膊坚定地挥舞着,像是在表示:共产党不允许这个世界存在不公平现象,也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群众之上,土改必须彻底,作风必须转变!

头顶上的阳光火辣辣地烧烤着。聂荣臻坐在小凳子上,一边听,一边记。

围观的山雀、鹌鹑和斑鸠们,看着这一群黑黑瘦瘦、南腔北调的陌生人,格外兴奋,在树枝上和天空中“叽叽喳喳”地叫嚷着。几个战士悄悄地走过去,狠狠地往树上投掷石子,鸟儿们猛地意识到闯祸了,便赶紧闭嘴,惊慌地四散飞逃。

当时,刘少奇一直在闹胃病,虽然天气燥热,却仍要用暖水袋焐着肚子,1.75米的个头,体重竟不足50公斤。此时的他,已经离婚,独自带着几个孩子,正是生活上最困顿的时候。

开幕式过后,会议便采取大会集中、小会分散的形式。代表们都住在附近村里,大多时候是分头交流和讨论。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内,麦场上的小凳子们聚聚散散。

代表们真实地反映了各地情况,提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与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联系密切。

8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土地改革只有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

8月13日,毛泽东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9月5日,刘发电:“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方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

9月6日,毛泽东回复:“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

……

无形的电报密码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编织着历史风云,酝酿着民族命运……

一抹曦光,静静地涂染在西柏坡上。

那是中国的未来!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闭幕,刘少奇做“为彻底平均地权而斗争”的结论。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这个简陋的会场,喊出了中国农民两千年来压抑在心底的一句话:平分土地!

这句话像一粒火种,经太行山的山风一吹,火星四溅,烧遍全国各个解放区:陕甘宁、晋察冀、冀鲁豫、晋绥、鲁南、冀热辽、鄂豫皖……

到处是烧地契、量土地、埋界桩的火热场景,到处是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的铿锵锣鼓。

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预演,从土地开始了。

土改,的确是一场扭转乾坤的大运动!

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