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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老学员追忆浆水岁月

邢台市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村。

1940年底,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转移至这里,三年间,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97年,前南峪人在这里建馆,一座全国建馆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全面反映抗大校史的陈列馆依山而立。

从2016年开始,陈列馆专门组织力量,对当年的抗大老学员进行了走访和史料发掘。

老学员的讲述,也将人们带回到那个不屈抗争的烽火岁月。

为了不当亡国奴

“爷爷(奶奶),能不能唱一遍抗大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98岁的原总政歌舞团团长吴因老人(今年1月去世),越唱声音越高。

唱到结尾,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唱道:“劳动者的先锋,劳动者的先锋,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这位曾担任抗大总校文工团音乐指导的老人激动地说:“我们不仅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去勇当先锋,更要为全世界的劳动者的解放而勇当先锋,这就是抗大的使命。”

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光阴,淡化了老人对许多往事的记忆,却没能使他们稍稍遗忘这同一首歌曲。

这首歌,倾诉了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学员,当初从天南海北共赴抗大的深情。

如今104岁的王金革,来抗大之前,曾是一名旧军人。

“我6岁以前,住在鸭绿江口。能看到的就是对面的朝鲜。”王金革说,他从小就见过日本统治下朝鲜人民的苦难生活。

这样的印记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淡化,反而随日军的侵略而愈发沉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丢掉了,一二九运动后,反内战的情绪高涨。”终于,王金革不满当时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在韩复榘的三路军里,通过地下党员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辗转来到抗大一分校。

99岁的刘光军,当年则是兄妹5人一起来到抗大的。

1937年底到1938年初,刘光军兄妹5人或抛工作、或弃学业,从老家广东奔赴延安。在近一个月的行程里,他们有时搭车,有时徒步,有时还遇到日寇的飞机轰炸,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延安。除三哥刘如心抵达延安后不久被派往英国深造外,其余4兄妹均留在抗大学习。

“父亲一贯支持革命事业,大哥刘梦晖、三哥刘如心很早入党,常对兄弟姐妹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刘光军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光军兄妹想去延安抗大学习打鬼子。“父亲得知我们的想法后,非常高兴,说:‘没有国,哪还有家呢?你们兄妹去打日本鬼子,是报效国家,好得很。’”

报效国家,是他们共同的选择。

“1939年,我16岁,一个欢蹦乱跳的女孩子,为了不当亡国奴,从这个大门走向了革命。”曾在回顾往事时写下这句话的老人,今年94岁,名叫郑织文,是抗大总校第五期学员,出生于河南官宦门第、书香世家。

“一二九运动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奠定了无数青年学生走向革命的思想基础。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郑织文回忆。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正在开封求学的郑织文,和当地大中学生一起,参加了开封学生游行。后来郑织文对延安愈加向往,并于1939年1月,瞒着大姐偷偷离家出走,投身革命。

为不当亡国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他们背井离乡,走进抗大,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这座“革命熔炉”。

抗大学员在浆水

2016年正月初三,94岁的辛良志老人从邯郸来到邢台,站在抗大陈列馆前。

老人看着通往陈列馆的路,想起了往事。“我们当时在这里的时候,只有一条街,村口有站岗的。进村以后这一条街北边是住户,南边也是住户,就这一条街。”

如今的辛良志走路需要搀扶,已经很少出门。但在陈列馆前,他固执地拒绝了大儿子的搀扶,一步一步,缓慢而庄重地踏过了陈列馆前的108级台阶。

1940年11月4日,抗大总校转移至邢台县浆水镇一带。当时,校部设在前南峪,政治部在浆水,供给处在河东,医院在桃树坪,卫生处在安庄,文工团在浆水。在这里,抗大开始了建校以来的正规化办学和建设,并指导全国各个分校改进工作,先后培养了十万多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

辛良志是在1941年底,跟随抗大总校特科大队来到前南峪的。当时特科大队下设三个分队,一个是他所在的工兵队,一个是学医为主的女生队,一个是炮兵队。

“我们稳定下来以后,开始上主要的课程。政治课程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辩证法唯物论》等。”说起所学课程,老人记忆犹新。

也正是在浆水期间,辛良志开始系统学习工兵知识,包括散兵坑、坑道、爆破、筑路、架桥等工兵队的专业课程。“攻城的时候城墙很厚,怎么办?一个是炮轰,另一个就是用炸药炸开。还学挖地道,从城外挖到城里。行军的过程中过河怎么办?就要学习架桥的技术。下雨道路泥泞怎么办?就要学筑路。”辛良志说。

1942年,辛良志即将结业的春天,抗大附设陆军中学在浆水成立。

“陆军中学学员平均年龄十四五岁,是抗大年龄最小的一支队伍。学文化、学军事、学开荒,什么都学,在太行山下迈出了成为军人的第一步。”如今92岁的张书琴,曾就读于陆军中学。老人回忆说,当时陆军中学下设6个学员队,约800人,这些小学员是被作为建国人才培养的,因此有“建国大队”之称。

“我父亲何长工说过,‘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抗大是在浆水川度过的,是浆水人民养育壮大了抗大,对此我们永志不忘。’”何长工的儿子何光暐说。

浆水办学环境虽已有所改观,但学员们学习、生活的条件是极其艰苦的。

“盐比金子还贵。”当时,由于敌人封锁,食盐短缺,一个学员给发一个盐包挂在腰上,辛良志舍不得吃。辛良志每个月有一块钱的零用钱,竟也没东西可买。“干啥用呢?哪个学员病了,到老百姓家里买点面,做点面汤喝。有时买点鸡蛋、核桃、柿饼等,大家一块儿吃。老百姓好到什么程度,给老百姓一毛钱,老百姓给我们好几斗核桃。”

夏天,学员们在树荫下、打谷场上听课。冬天,破庙、祠堂或老百姓的羊圈就成了他们的课堂。没有黑板,借来老乡的门板;没有粉笔,就挖白土搓成细条晒干代替;没有桌椅,就用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没有笔墨,就用子弹壳自制蘸水笔,刮锅底灰或用煤灰调成墨水。

“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斗争中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中从不灰心丧气。”老人们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描述抗大经历对自己的影响。

“浆水那三年,是我们这一生里的一个亮点。”王金革说。

辛良志说自己从抗大摇篮里获得的知识和品格,受用终身。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建设矿山时发挥自己的军工特长,后来在保定化纤联合厂任党委书记时,还让原本靠贷款发工资的厂子重获新生。

陈列馆人员寻访到的抗大老学员中,有将军,有学者,有音乐家,有外交官,更有一大批在国企和国家机关任职的管理干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条建设战线的栋梁之材。

难忘同志,难忘牺牲

都说百炼成钢,抗大学员们磨炼本领、锻炼意志的“熔炉”不仅在课堂,更在血色弥漫的残酷战场。

“抗大在浆水的三年,敌人扫荡很多。”王金革说,抗大挺进敌后办学,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埋在日军心脏地区的一颗炸弹。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扬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宁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发生在1942年的“五一”反扫荡战役是抗大学员们在浆水期间经历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对敌斗争,也让老学员们至今难忘。

 

1942年5月21日,日寇调集1万余兵力,分四路合击抗大总校所在的浆水镇一带,敌人来势之猛、兵员之多是空前的。

当时,辛良志被选进由军事业务过硬的抗大学员组成的祁太游击大队,到山西太原、太谷一带,抓特务、打汉奸、炸火车,阻击敌人进攻八路军。

说起这段斗争,辛良志回忆起大量的细节。

比如,他们根据获得的情报,采用不同的爆破方法:有时根据火车什么时间拉的什么东西,进行定时爆破;有时根据火车头的位置,看火车头是在前面拉着走,还是在后面推着走,根据火车头的重量压力进行定压炸;或者由于要放行经过客车,专炸军用火车,采取定次炸,第一次不炸,第二次不炸,第三次就炸。

“我们去爆破,敌人也防范。”辛良志清楚记得一位执行任务中牺牲的同志。“有一次,我们晚上去执行任务。在铁路周围埋地雷,正好与敌人遭遇了。我们有个同志叫宋文清,敌人打埋伏,问他暗号,他答不上来,一刺刀给刺死了。第二天,我们在地里找到了他的遗体,抬到解放区给埋葬了。”

为避免同敌人主力遭遇,总校各大队分散行动,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

准备冲出敌人包围圈的时候,当时年仅14岁的张书琴在小队的最前面。他一眼看到山口埋伏的敌人,端起步枪打了三五枪。

由于敌人火力太猛,张书琴所在小队决定撤退,但为时已晚。敌人已经围住了山。抗大几个小队约三四十人都被围到了一起。

“山下的敌人抓住我们的人后,排成一排,一个一个地砍头。”张书琴当时在山上曾亲眼看到同志牺牲的情景。

“敌人越来越近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在一起,想着不能被日本鬼子抓住,于是决定跳下去。我们把枪扔下去,三个人就跳崖了。”三个少年幸运地被山间一棵树挂住了。他们用绑腿带结成绳往下坠,藏在半山腰一个窑洞里。窑洞下面是几十丈深的悬崖,山上的鬼子下不来,山下的鬼子上不去,三人就这样躲过了日军。

94岁的老外交官王逸仙,当年也曾与敌人擦身而过。

一次,王逸仙几个人躲在一个深沟里,抬头就能看见敌人扛着枪走过去。“当时深沟只有一个出入口,如果鬼子进来了,我们都要完蛋。可我们一点不害怕,还趴在地上,捂着嘴笑。”王逸仙说,一天要赶六七十里的路,也不觉得有多苦。“有时晚上睡觉,找到一块能躺的大石头就高兴得不得了。”

抗大在两个多月的转战中,彻底粉碎了日寇的“拉网大扫荡”,6月底胜利返回浆水镇。

1997年,前南峪人筹建抗大陈列馆,以物载志,不忘历史,铭记英雄。其中的每个故事,至今令人动容:为掩护抗大学员,60多名群众从大寨山上跳下;为保护战友,抗大总校文工团程克牺牲了刚分娩的孩子。

战争的硝烟,同志的鲜血,构成了那段岁月的残酷色调。而师长的关爱,同志们的乐观精神至今为老人们所铭记。

“学过一招,一直到现在也忘不了!”王金革盘腿坐在床上,笑着说。

那是在反扫荡转移中,王金革遇到了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罗瑞卿让王金革把大地图改成小地图,以便转移。王金革一看,觉得这很容易。可等他画好了一个小的地形图,需要往图上填村庄名字的时候,才发现由于距离、比例没掌握好,村庄名字填不上了。罗瑞卿发现后,就拿过来自己画,边画边教王金革,先画坐标,再填上格。

 

“我没想到这么大的领导,能那么耐心地教我画地图。”王金革说。